1、陕西商帮对推动明清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1）明清五百年间，陕西商人把大量江南和楚豫土布贩运到西北，每年把约2700万匹江南标布贩回陕西改卷后销往西北各地，已占到江南标布年商品量的90％以上。
2）明清五百年间，陕西商人在明代西北茶马交易中，贩运陕西紫阳茶和四川保宁茶每年不下115万斤；入清后又大量贩运湖南安化茶到西北各省，每年不下4100万斤；在川藏边地，贩运“五属边茶”到藏区每年不少于4500万斤，为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各省人民“不得茶，则困以病”的饮食之需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3）明清食盐贸易领域陕西商人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明代的两淮和两浙盐场，陕西商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位列各盐商之首。成化叶淇变法后，徽商跳跃式发展，陕西盐商也是仅次于他们的第二大盐业资本集团。入清后陕西盐商弃淮入川，在四川井盐的运销产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川盐资本秦人十居其八，以其雄厚资金和开放性经营思想一手促成了四川并盐业的繁荣.并在“川盐入黔”、“川盐济楚”中占主导地位。
4）陕西商人在从事西部畜牧产品与中部农耕产品的交换中占具优势地位。明代以来贩运西北的皮革、药材、木材以及水烟到中原乃至江南各地是陕西商人的基本业务。
2、陕西商帮对促使明清之际中国市场经济的萌芽有重大贡献。
1）陕西商帮是推动江南、川、贵丝织业市场经济萌芽产生的重要力量之一。“陕西为自古蚕桑之地，今日久废驰，绸帛资于江浙”。当时经营丝绸的陕西商人统称为“标商”，“四方商客来买绸缕纱绢者，西标为最”，“资银来者动以千万计，供应奢华，同行争胜”，从而使江南丝织的兴衰与“商客之盛衰”形成休戚与共的关系。
2）陕西商帮是推动明清江南棉纺织业市场经济萌芽产生最基本的力量。在明代苏松嘉杭标布的主要市场在西北，每年大量陕西“标客”携银数万两十数万两，到江南购布。一个标客一次就购布千万匹，使江南土布商品量3千万匹的百分之九十被西商捆载而去，巨大推动了江南土布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使江南土布业的市场经济萌芽在明代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3）陕西商帮促成了秦巴山区冶铁、木厢、造纸以及关中焙茶、制革、水烟、和特种手工行业的市场经济萌芽。清代中叶在政府开发秦巴政策引导下，陕西商人把大量商业利润转化为生产投资，在秦巴山区开设铁厂、木厂、纸厂，使山内手工业的市场经济萌芽生长发育了百余年，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和相当规模。同时，陕西商人在经营中西部商品流通中，又促使关中地区的焙茶、制革、水烟手工制造业市场经济萌芽得到发展。
4）陕西商帮直接促使了四川井盐业市场经济萌芽的产生。清初陕西商人以租引代销的方式挤入川盐运销，为开辟川盐在贵、黔、楚各岸的市场做出了贡献。嘉道（嘉庆、道光）后陕西商人又把贩盐利润转化为盐井投资，创造性的以契约合营、股权合营的股份公司形式，为川盐生产开辟了征集资本的渠道，井掌握着川盐生产投资的80%以上，使川盐生产的市场经济萌芽得到长足发展。
3、陕西商帮对于西部经济的初步开发起了先驱者的作用
1）陕西商人开发并培植了甘肃经济。陕西商人在从事甘、宁各地药材，皮毛的外销业务过程中，使陇上经济与中原经济接轨，从而把西部纳人了全国经济的运转过程。1932年，甘省一地“水烟外销者共计约8833096斤，价值2174099元;药材外销58?8500r，价值820426元;皮毛外销699120斤，价值}642990元，三项归齐总价值为7637506元”。
同朝的陕西商人在兰州一手培植的水烟生产，使“甘省外销货物之最有希望者为水烟丝，最能够影响甘省一般经济之荣枯者亦为水烟丝……水烟为甘省一大利源矣。”水烟业在兰州兴起又为甘肃提供了极大的就业市扬，使“甘肃省内，直接间接依赖水烟为生者，总计男女老幼人数约30万人，仅兰州一地至少也有5万人以上……已占兰州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2）陕西商人一手开发了川边经济。陕西商人在康定经商已有六百年的历史，在他们的努力下，使打箭炉由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变为因山而城的川藏贸易总汇，其“资本之雄厚，规模之阔大，态度之佳良，目光之敏税，在康地商业中，皆为首屈。”在陕商带动下，川商“居住之久，羡慕陕商，而以小资本尝试成功者，或川人之为陕商司柜存钞后，自己经营者”。（打箭炉陕商表）
入清后，陕西商人又把贸易活动推进到深人藏区的道孚，东西果洛、巴塘乃至于青藏边区的玉树、结古，使陕西人的店号遍布藏区各地。清末，陕商又赴甘孜和炉霍做生意.使该地区的商情顿行活跃，市场因之勃兴。
3）陕西商人促进了伊盟草原畜牧经济的开发。自隆庆五年俺答汁率部降明后，大量陕北榆林、神木、定边的边商携带布匹、茶叶等中原产品闯入草原，为蒙地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使蒙古族“岁无二衣”的穷困状况得到了改善，而他们贩回蒙地的皮革、药材又进一步促进了塞北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蒙古草原与内地经济的联系。
4）陕西商人还促使贵州经济得恢复和发展。清代初中期，从事“入黔”川盐贩运业务的陕西商人，在川黔边岸从事川盐运销和购运当地土特产品的商贸活动，为“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经济带来新的生机。仁怀县茅台村因“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而成为商业重镇。遵义府自川盐兴贩后，“使遵义成为贵州最富饶的地区”。
4、陕西商帮对陕西经济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在明清时期中国十大帮中，唯有陕西商帮是依靠本土资源和地域优势发展起来的著名商帮。因此，陕西商人在500年的商贸活动中，能够从本省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在完成“三个转换”即把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把地域优势转换为效益优势;把技术、资本存量转换为技术和资本增量过程中，有力推动了陕西经济的发展.
1）陕西商人利用关中农业藏粮甚丰的优势，纳粟中盐，从而有力推动了关中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陕南产茶的优势，大量贩运陕西茶产到边关各地，有力推动了陕南茶区的经济的发展；在秦巴山矿冶铸铁，伐木作厢，沤竹造纸，广种木耳、药材，使沉寂千年的秦巴老林第一次进入全面开发；在陕北培植农牧兼营的皮毛经济。这些使陕西在陕甘回民起义前的数百年间，保持着“潼关以西，既富且饶、土木妖异”的经济发展态势。
2）陕西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又有勾通西域的丝绸古道.处于西部地区的龙头地位。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大力发展中西部转运贸易，实现了地域优势向效益优势的转换。明初到清末的500年间，陕西商人在陕、甘、青、宁、藏、川、蒙、黔、贵的广大范围内，贩茶于川湘，运布于江浙，销盐于川淮，鬻[yù]皮于陇伊，一手开通了以苏松嘉杭为起点，经襄汉达于龙驹、三原又北上陇坂直趋新疆、俄罗斯、中亚的国际贸易通道。在这条横跨欧亚的贸易通道上，每年把江南、中原的茶叶、土布、丝绸、珍玩贩往陕西而货于西北，又把西部的皮革、药材、烟草、木材运回陕西而贾于东南，使陕西的泾阳、三原成为西部商品集散总汇和金融划汇中心，发挥着西北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
3）陕西是中华民族科技文化的发祥地，十三朝京兆皇都的历史地位，使陕西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积淀了丰富的技术和文化存量。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充分利用这一技术文化优势，将各地农产原料贩回陕西加工制造，再转卖他省，使陕西成为西部大宗日用商品的加工制造中心，在实行来料加工中把技术存量转化为技术增量，极大增强了陕西的经济实力，使陕西“市无懒农，田无荒土”，保持着当时中国西部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优势地位。
